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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派”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叫做“光宣派”，是一个从晚清延续到民国的重要诗歌流派。其所处的时代，正是旧秩序奔溃而新秩序未建立的关键节点，也正是李鸿章所谓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同光派这一代人并非不知道时代浪潮的变化，在同治末年，他们还普遍年轻，陈三立是一个21岁的翩翩世家公子，后来称之为石遗老人的陈衍才19岁，而他的同乡、年方14岁的郑孝胥还带着少年人天真的目光。年轻的诗人对社会的转型有着天然的敏感性，人心的变化，新事物的冲击，都使他们感觉传统的神韵、性灵、格调等诗歌流派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了，诗不能再按照过去的方式写下去了。
传统的大清帝国已经在时代的浪潮面前摇摇欲坠，所谓的“同治中兴”只是在国际均衡格局的框架下靠着一批人的努力维持而存在。表面的繁荣并不是年富力强的表现，而是在透支大清的未来，以充满绝望的未来换得今日一时的稳定。同光派的诗人们已经觉察到了时代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他们宣布的，这不是普通的时代动荡，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传统文化的崩溃。面对先贤孟子描述过的那种“率兽食人”的美丽新世界，同光派诗人发出了复古主义的口号。他们主张诗歌以学宋为主，即称“不墨守盛唐”，提倡诗歌应有真实的内容，闽派首领陈衍就说诗歌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并非靠着一二虚实字，可彼可此者斡旋其间，便自诧能事也”（《石遗室诗话》）。时代的气运在刺激着诗人不断调整更新诗歌主张，传统世家的教育和个人的才情才学，让他们同声相求，进而共倡诗歌变革，尽管每个人还带着难以摆脱的地域性影响和个人见识的时代局限性。
然而传统诗歌已走到末路，诗歌的命运和中国旧日的士族大家一样，都已陷入一种整体性崩溃和覆没的境地。随着帝国的灭亡，民国以来种种残酷的腥风血雨，也逐渐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秩序，并使其幸存者常有一种“遗民”或“未亡人”之感。陈三立在1901年所作《书感》一诗，已经有“飘零旧日巢堂燕，犹盼花时啄蕊回”的深刻寓言，他已经能够隐约预见到他赖以存在和珍爱的“旧日巢堂”会在不远的将来，被政治上的风风雨雨破坏和摧毁，诗人语境中之沧桑感与宗教哲学语境中之幻灭感已经在其中掺杂难以分清了。这是一种传统士大夫固有的“家国”情怀，正如刘禹锡诗中的王谢之燕意味着中古士族的衰亡一样，晚清到民国的风雨变迁，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走向了无可挽回的崩溃。在现实中悲惨的飘泊和无所寄托，最终成为同光派诗人们的末世哀吟和最终归途。
同光派诗人虽然并不愚忠于大清，但终究不可能划清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的界限。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清的灭亡拆毁了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残余的部分还能自我维持多久呢？从大清灭亡以后，同光派的诗人们就自认为是流亡者了，作为遗民的流亡者，眼看着自己熟悉的国家已经支离破碎，去哪儿都是流亡。后人读他们的诗，往往批评他们的创作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大众的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以为大多诗歌只是抒发封建文人在近代历史大变动中的个人悲伤和孤独之感。然而后人的批评往往只是刻舟求剑，要知道遗民的人生目标就是等死，等死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其实对他们并不重要。遗民不愿意接受现实，只能在新潮流面前显得无动于衷或束手无策。陈三立的《遣兴二首》充满感伤情绪，曲折隐晦，表现的就是对现实社会运动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而他在《高观亭春望》诗里更是有“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的沧桑沉痛之情。陈衍那些在后人看来是无关痛痒的游览诗，寄寓的则是遗民在国破山河在的时代里的悲愤消遣。后人再去看他们的诗，往往觉得他们是滥用文字典故，过份堆砌词藻，拟古不化。却不知道培养他们的文化生态已经破坏，文化已经断层。何况他们的诗歌本身并不重要，同光派的作品褒贬意义远不如他们经历的那个时代的意义。
他们也都听闻过叶德辉和王国维的悲剧，知道大革命的洪流不同以往的任何动乱，却在晚年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郑孝胥本可以在海藏楼悠游唱和，过着“万人如海一身藏”的遗民生活，却还是心系他所眷恋的大清，自从奉溥仪之命入北京开始就一步步陷入政治的漩涡：受任总理内务府大臣，筹划溥仪复辟活动，出任“满洲国”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以为可以实现自己匡扶清室恢复旧国的愿望。同光派代表诗人陈三立身为维新领袖陈宝箴之子，作为清末诗坛领袖，《光宣诗坛点将录》中的“及时雨”，早年曾辅助其父在湖南推行新政，戊戌政变后一同被革职，后曾参与谋建南浔铁路，又与汤寿潜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晚年面对政治局势的动荡，既有一种局外人无可奈何的旁观感，又有传统士大夫对国家外寇入侵形势日下的关心。最终裁决的时刻已经来到，七七事变后，陈衍病死于福州，陈三立则在北平忧愤交加，绝食而死，郑孝胥最终却是与虎谋皮，隔年被关东军鸩杀于长春，成为了众人唾弃的汉奸。
诗人本应是时代的弄潮儿和预言者，有着引领时代潮流的使命，可却发现时代的浪潮已经完全将他们吞没，把他们抛到角落里。大洪水一次比一次猛烈，肆虐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破坏了产生他们的生态土壤，经过一次次的洪水，他们毫无例外的被冠以遗老的帽子，他们的文化遗老的意义大于政治遗老，他们大部分都是对大清的倾覆怀有一种天然的痛楚，对传统秩序复辟的愿望始终烙印在他们大脑里。同光派诗人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复兴已经尽到了全力，毕竟他们所在的中国古典文明的巅峰时期早已过去，在大时代的潮流面前拒绝顺应就是倒行逆施。他们是一群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保守者和反动者，并没有辱没孕育他们这个团体的中国古典文明的生态文化。他们尽管在时代的十字路口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但都是为了能够坚守和希冀复辟传统的古典文明。
同光体随着同光派这几个代表诗人的死亡而宣告结束，尽管他们的同侪或者后辈还有许多人还坚守着同光派的理念，但在在一片“今日欢呼孙大圣”的革命文化与学术思潮中，最终全军覆没。20世纪的风风雨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式微同属于一个悲剧性的历史过程，文化旧秩序的崩溃命运无可更改。同光派就是日落前的最后一抹余晖，之后的点点霞光注定了是被无尽黑暗吞没的命运。诗人本应是精神上的自由人，却背负了太多沉痛的历史包袱，他们不知道独立自由的共同体才是真正能够维护他们旧日荣光的力量所在，同光派也只是文化形式上的泛同盟而已，他们所留下的同光体是传统诗人留给属于他们时代最后的馈赠，最终是不可避免的被美丽新世界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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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7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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