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摘录

密之

当时的权利关系是非常混乱非常不清晰的，于是司法、决斗和战争成为人们的日常。这三者在当时人们心中本来是一回事，但是司法后来越来越重要，因为成本相对较低。这是为什么司法在欧洲特别重要的原因之一，社会中分化出专门的法学家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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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世纪与中国西周、日本战国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按照附庸对领主的效忠构成一个金字塔的社会，同时也是网状的，附庸可能同时效忠好几个领主，并且可能与其他同等级的人共同拥有一个臣仆，底层平民可能有附庸，最高的国王可能也有部分继承到的土地是其他国家的低级领主赐予而不得不宣誓效忠。”没有不存在领主的土地”这一法律虚拟，与多层次效忠（某人的祖上可能同时对不同的领主宣誓效忠，以求获得领主赐予的土地）一起在八、九世纪开始扩散，在十一世纪完成，此后欧洲各地区便有手段确定领主之间谁享有某某附庸的第一效忠特权，某某获得地产以后又是否应当效忠这块土地原来的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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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权利就是各种特权，每个人按照自己不同的地位拥有数量不等的特权，但在受到法律保护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密之

如果说近代权利最重要的概念是财产权的话，那么中世纪最重要的权利概念是政治权，或者，我们也可以像奥地利学派一样，将一切权利都理解为财产权的一种，各种从传统风俗演变而来的权利都是从久远的早已记忆模糊的祖先那里继承而来，佃户对地主土地的优先出租权、领主参与三级会议的议政权与国王的领土、贵族的采邑、自由民的土地性质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后者是有形体的，前者是无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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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现代人用大量的人身权利等词汇来解释罗马法，但是罗马法本身是没有清晰的权利概念的，后世指代权利的拉丁语ius在当时同时混杂着其他的词义，可以说，在罗马帝国时代，也并不存在非常清晰的权利或者说主观权利的理论，是在中世纪的法学大发展里，才从罗马法里孕育出中世纪与近代的权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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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世纪以后，随着克吕尼革命（10-11世纪的教会改革运动，从法国的克吕尼修道院兴起，故名。克吕尼运动净化了教会，也提升了教皇的权力）与罗马法的再发现，原本统治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受到成文法的刺激与竞争，传统变成具象化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指动产与不动产的权利，同时还包括政治上的权利，比如司法权与统治权，两者在当时是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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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行政简陋，三大阶级没有彻底战胜其他阶级的力量，不得不彼此妥协，互相尊重部落时代旧风俗演化而来的传统，比如国王必须在人民欢呼中才能继位，某自由民祖上传下来的土地或武装不能被国王贵族随意侵夺。这些传统与风俗极其简陋，其原型与今日黑非洲原始部族内部习俗并没有太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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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由日耳曼蛮族大小部落们涌入日渐空虚的罗马帝国，并就地定居而来，新王国的国王、贵族、自由人三大阶级直接从蛮族部落的酋长、长老、勇士三大阶层演变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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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如果我们为了方便理解，对历史进行图景式概括，那么大致是从部落积习演变成封建社会，再从封建社会演变成资本主义。这些演变并非是刻意设计的，而是源于路径依赖而不得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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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同时也是封建主义的关键词，但资本主义司法与权利的主体是市民，封建主义的主体却是贵族，这是两者最大的差别，其余高度相似，只在细节上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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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法权体系，那么就足以解释西欧与人类其他地区的差异了。这种体系的关键词是司法与权利，权利的内容前后有较大的变化，但始终是具体的，并受司法保护，不能被随意侵犯。这两者是资本主义中司空见惯，在人类其他社会却是非常罕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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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如果商品经济活动发达就等同于资本主义，那么我们不难发现，被公认是资本主义起源地的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荷兰或英格兰的当地城镇，其人口与经济总量远远不如江南地区同时期的扬州或者苏州等地，抑或南粤的广州，但是很少有人会将当时的后者视为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前后两者的社会形态明显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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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解释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我们很难相信中国古代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回事，同时也很难说服自己中国古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除非我们玩弄文字游戏，将资本主义的外延无限扩大，但这只会产生不必要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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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认知里有许多人倾向于仅将资本主义视作一种生产贸易发达的商品经济，在这种认知里资本主义等于繁荣昌盛的经济活动，里中的代表人物便是马克斯·韦伯，他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部分作出判断，在西方资本主义以前，世界上存在许多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与其差别在于更加理性化、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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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法权体系，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与其前身封建主义同地球上其他地区的文明、国度与社会最大的分界点，不如此就不能解释它俩的特殊性。

密之

资本主义是一种法权体系，脱胎于封建主义，市民社会、市场机制与立宪政制三位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隶属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而且只能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寻到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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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界虽然较少明言，内部却达成默契，日渐减少老范式的使用频率，除非要搪塞老大哥，骗取研究经费。只有在不关注学界动向的外围，还有野生小精灵使用学界早已暗中放弃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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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学者因为生活在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里，是以头脑较少被拘束，有些人暗暗质疑，如果理论与事实不相符合，那么肯定是理论错了，而不是事实错了，真正严谨的学人应当引进、创造新的范式，而不是坚守缺乏解释力的范式。这样的看法逐渐在学者群体中获得共鸣，随着时间推移，从民科变成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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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会开花结果的资本主义萌芽是纠缠中国历史研究很多年的梦魇与笑柄之一，由于马克思曾断言雇佣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而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这种关系并不罕见，导致在思想被禁锢的年代里，许多学者困惑一生：既然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明清到战国都能被发现，那么为什么它却始终不生根发芽呢？

密之

近代以来，胡适等人对经典的看法完全错误。因为他们都以为经典就是好和精，实际上没有坏和乱的所谓经典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