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摘录

密之

这是美国自由的基础，却是神圣的俄罗斯给不了的。更何况，在漂洋过海以后，安·兰德始终生活在知识分子与准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并不曾真正理解 这个自己所热爱与寄身的国度。

密之

安·兰德观念里的激进因素，泰半拜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躁动灵魂所赐，而犹太平民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决定了她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社区领袖，后者需要的不是破坏性理论分析水平和心态上的孤高自赏，而是理解同情能力，并且正直、虔诚、诚实、乐于助人、热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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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之人缺乏自由的细节，只能借助高台讲章隐隐想象，最终郢书燕说，变成与原产地风马牛不相及的异类。这也是为何盎格鲁保守主义一旦跃出国门的界限，注定会变成本国最激进的自由主义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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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大致说过这样的话，可能是这种阴差阳错最好的注解：法国人追求的是全世界的抽象权利，英国人拥有的却只是他们自己的具体自由。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自由从来不是《人权宣言》一样高蹈激烈，令人热血沸腾但总隔了一层的身外之物，而是落实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古以来就具有的日常细节，通过自治市镇、慈善组织、兄弟会、俱乐部、行会、宗族等多元一体的团体格局一一实现。

密之

冷战的特殊年代已经过去，这样的机会窗口可能再难出现在地球上，只剩一代代被安·兰德笔下人物激励的冒险家，怀揣着梦想与野心，源源不断地涌进美利坚，重复前人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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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流俗的偏见告诉我们的不同，安·兰德身上浓郁着极其鲜明的非美色彩，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附骥英美正统的门面招幌，与背后的真实不一定相符。如果让我们从谱系学的角度一路追溯，不难发现，安·兰德其实是年轻的俄罗斯自由主义的道成肉身，只是命运的光怪陆离，让一个异乡人抓住了上帝特地给她打开的机会窗口，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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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置身于此的生活环境对伟大心灵的塑造有超出人类心智所能穷极想象的作用，凡人在命运的舞台等待机械之神降临，裁决其德性所应有的结局，然而结果很多时候早在他在特定社会生态环境生长时就已注定，诸神不过是收割迟到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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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尴尬有时并不会因为年齿增长而得到解决，中国人所谓睁眼看世界，素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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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像安·兰德一类外围人物的中国粉丝们来说，如果你不懂英文，限于中文资料的相对稀缺——或者说绝对稀缺，很多时候两者没什么差别——那么你很难摆脱一种懵懵懂懂，对偶像无限热爱，却长期一知半解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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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格局眼界的限制，国内学界往往热衷于引进西方负典，对真正宝贵的盎格鲁-撒克逊，或者说日耳曼-两希正典往往买椟还珠，视而不见。一个在十九世纪无足轻重的巴黎三流女作家始终能为国内无产阶级学院体系骗取学术经费，流水线生产学术垃圾提供不菲的贡献，然而一大群影响世界深远的经院哲学家却迟迟看不见被转译成中文的讯息。主干尚且如此，遑论正典的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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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资本主义的法律虚拟是”没有不受主权国家控制的土地”，它大大简化了中世纪复杂的统治关系，同时日渐开放市场（严格来说，这是十八世纪亚当·斯密以后才出现的事情），并且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将各种特权普遍化成人人都能享有的权利，市民阶级取代贵族阶级成为议会政治的主流，这些可能是进步，也可能是倒退，然而，确乎是你我今日所见到的现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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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之所以说中世纪封建主义的主体是贵族，资本主义的主体是市民，一大依据是中世纪商人的财产远没有贵族的特权受到的保障多，现代资本主义的模板国家英国在中世纪期间其国王多次赖账不还，导致北意大利城邦的多家银行破产，当地发生非常猛烈的金融危机，但是英王也没有受到多么严重的直接影响。然而如果他敢以对外国商人的态度对待本国贵族，那么就要准备迎接内战，英国的内战除了王位继承战，剩下的就是贵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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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出现了影响到所有人并且不是传统上由领主自己负责的公共事务，才因为凑钱的需要，出现中世纪的立宪政治三级会议体系。同时，这也伴随着国王权力的扩张，国王的法律逐渐取代地方上贵族的法律，作为交换，贵族们组成专门的议会来监督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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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自治、地方自治的需要，孕育出了立宪政治。在中世纪早期的习惯法里，没有除了领主事务以外的公共事务，国家大事是领主的事情，与民众无关，因此人君要自食其邑，除了少数特例以外，没有收税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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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自治是中世纪这种法权体系注重个人的各种特权的后果之一，因为权利或者说特权的性质决定了除非权利本身涉及了其他人，否则在正当的边界内部必须是独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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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状可能是欧洲的独有产物，一份特许状即意味着你对某某行业或者某某土地有垄断特权，只允许你去开发与经营，同时也意味着你将在这上面享有高度自治，国王/领主不会随意过问干涉，否则就是违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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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自治市镇与股份公司的词源往往是一样的，弗吉尼亚殖民地与东印度公司是老虎与猫咪的亲缘关系。一个自治市镇，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垄断某某地区统治与开发权的股份公司，他们都会收到领主颁发的特许状。

密之

行会性质是垄断的，比如说面包业，除非行会各成员集体同意，否则不允许出现新的面包作坊和控制作坊的面包师傅，这对外地人极为不利。想入这行的人必须先成为学徒，在行会师傅们家里劳作很长时间，得到大家认可后才能出师自己经营面包坊。所以马克思才会认为，打破行会垄断，自由雇佣工人的雇佣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当时，这确实是革命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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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商业城市如果说与日后的近代资本主义城镇有何不同，可能在于其内部商业的自由度与今天的资本主义城市相比并不高，按照当时的习惯，城市内部的各个行业的工匠组成各自的行会，这些行会再在行会内部各自竞选议员，组成治理城市的市镇议会。

密之

某种程度上来说，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本身在欧洲已经出现，因为11世纪以来商业的繁荣，北意大利和德国北部两大地区出现大量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市民阶级力量日渐壮大，与领主不断进行斗争从而获得自治特权，在城市内部完全按照商人的法律进行自我治理。这样商业城市内部极其繁华，与其他地区的落后穷困相比判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