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摘录

密之

门阀时代的宗教是平等主义的主要庇护所，在思想界的地位相当于寒人武夫在政界的地位，集中了平民阶级最佳智力资源和最大希望。晋唐佛法之盛，与此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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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徒的人格和道德从来都是高度扭曲的，他们眼中的世界犹如一幅漫画。东周贵族通常为政治哲学和爱国主义而斗争，六朝隋唐的门阀通常为种族和地缘而斗争，宋明的士大夫通常为美差肥缺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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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与不肖之徒的差别并不在于腐败与否，因为整个社会生态系统都是依靠腐败维持的。唐人传奇、宋人平话和金元杂剧体现了这些冒险家的白日梦，堪称心理变态的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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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贤能体现于不肯徇私，保存了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杨再兴杀害了他的弟弟岳翻，他居然肯重用杨再兴，证明他确实名不虚传，不肖之徒肯定会作出相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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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因在学徒年代曾经依靠家族的资助，就将并无节操可言的亲族塞满了军队，没有辜负“岳家军”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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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平民冒险家们通常处在根本输不起却又多半会输的状态。他们如果侥幸得手，拒绝补偿妻子和家族的牺牲就是罪大恶极，因此没有比拒绝腐败更不道德的举动了，这种行径几乎相当于军人临阵倒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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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冒险家一旦失去官职，就会一无所有。家族的前途和自己的婚姻都押在科举的赌博上面。教育和进京的开支对门阀而言并不重要，他们经常为朝廷和地方提供免费的服务，而这却往往要消耗平民冒险家几代人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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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吏治国家的固有特征，严重程度与扁平化倾向成正比。贵族和门阀的社会地位并不取决于官职，入仕通常是为了政治目标，收入通常并不依赖俸禄，随时可能因政见不合辞官归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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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大族千里长征、化家为国的传奇，已成绝响。积累难而破坏易，宋明以降的社会生态自然每况愈下。散沙社会提前演化产生了大众民主时代的粗鄙，却没有大众民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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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社会的宗族没有门阀的凝聚力和礼法传统，在和平时期富不过三代，在战争时期灭绝或流散的可能性远远超过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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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瑞士诸州和日本诸藩的工匠，家世往往比领主更为悠久，视职业荣誉感胜过生命，仿佛预先为工业时代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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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无遗贤”不仅抽取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也剥夺了剩余人员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们热爱钻营智慧、鄙视劳动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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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高度依赖团队协作和传统熏陶的行业，无不向粗陋的实用主义退化。除了血缘家族，鲜有技艺的传承。即使家族的积累，也无法抵抗散沙社会特有的灭绝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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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社会的精神是同侪互为敌国、世代形同陌路，唯恃才智个人主义和短期利益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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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精神”对全社会都会产生间接的规训作用。封建主义的特征是组织资源丰富，培养了同样坚强的行业自治团体。各行各业都有类似骑士的荣誉感，才会产生干将莫邪这样的传奇，形成悠久的行业传统和精湛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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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神话给华夏世界留下了三道永难愈合的创口：百业的凋敝，吏治的败坏，宗教的衰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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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解放政权，宋仁宗扩大录取名额，刺激了野无遗贤的幻想，将科举变成了全民性质的博彩活动。无论政权如何解放，名额如何增加，总是赶不上报考人数的增加，尤其永远无法追上博彩罗曼司的夸张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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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程序公正而言，宋代的科举至少比唐代更加公正。然而，更大的公正反倒引起了更多的怨言。隋炀帝初开进士科的时候，社会仍然普遍认为门阀统治理所当然。文学之士只要得到次要官职，就已经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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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配合科举的扩大，推动了书面知识对经验知识的胜利。进士科对明经的胜利，将科举变成了智力测验。苏轼宣称：无论怎样改变试题，筛选产生的结果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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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发迹变泰的门户已经洞开；实际上看，内向竞争的模式杜绝了阶级团体形成的可能。士、农、工、商都变成了同侪竞争的孤立者，进一步丧失生产和输出秩序的能力。较之封建贵族和门阀士族，科举士绅只能称为巨人的侏儒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