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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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由日耳曼蛮族大小部落们涌入日渐空虚的罗马帝国，并就地定居而来，新王国的国王、贵族、自由人三大阶级直接从蛮族部落的酋长、长老、勇士三大阶层演变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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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行政简陋，三大阶级没有彻底战胜其他阶级的力量，不得不彼此妥协，互相尊重部落时代旧风俗演化而来的传统，比如国王必须在人民欢呼中才能继位，某自由民祖上传下来的土地或武装不能被国王贵族随意侵夺。这些传统与风俗极其简陋，其原型与今日黑非洲原始部族内部习俗并没有太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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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世纪以后，随着克吕尼革命（10-11世纪的教会改革运动，从法国的克吕尼修道院兴起，故名。克吕尼运动净化了教会，也提升了教皇的权力）与罗马法的再发现，原本统治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受到成文法的刺激与竞争，传统变成具象化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指动产与不动产的权利，同时还包括政治上的权利，比如司法权与统治权，两者在当时是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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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现代人用大量的人身权利等词汇来解释罗马法，但是罗马法本身是没有清晰的权利概念的，后世指代权利的拉丁语ius在当时同时混杂着其他的词义，可以说，在罗马帝国时代，也并不存在非常清晰的权利或者说主观权利的理论，是在中世纪的法学大发展里，才从罗马法里孕育出中世纪与近代的权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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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近代权利最重要的概念是财产权的话，那么中世纪最重要的权利概念是政治权，或者，我们也可以像奥地利学派一样，将一切权利都理解为财产权的一种，各种从传统风俗演变而来的权利都是从久远的早已记忆模糊的祖先那里继承而来，佃户对地主土地的优先出租权、领主参与三级会议的议政权与国王的领土、贵族的采邑、自由民的土地性质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后者是有形体的，前者是无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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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权利就是各种特权，每个人按照自己不同的地位拥有数量不等的特权，但在受到法律保护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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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世纪与中国西周、日本战国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按照附庸对领主的效忠构成一个金字塔的社会，同时也是网状的，附庸可能同时效忠好几个领主，并且可能与其他同等级的人共同拥有一个臣仆，底层平民可能有附庸，最高的国王可能也有部分继承到的土地是其他国家的低级领主赐予而不得不宣誓效忠。”没有不存在领主的土地”这一法律虚拟，与多层次效忠（某人的祖上可能同时对不同的领主宣誓效忠，以求获得领主赐予的土地）一起在八、九世纪开始扩散，在十一世纪完成，此后欧洲各地区便有手段确定领主之间谁享有某某附庸的第一效忠特权，某某获得地产以后又是否应当效忠这块土地原来的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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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权利关系是非常混乱非常不清晰的，于是司法、决斗和战争成为人们的日常。这三者在当时人们心中本来是一回事，但是司法后来越来越重要，因为成本相对较低。这是为什么司法在欧洲特别重要的原因之一，社会中分化出专门的法学家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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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来说，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本身在欧洲已经出现，因为11世纪以来商业的繁荣，北意大利和德国北部两大地区出现大量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市民阶级力量日渐壮大，与领主不断进行斗争从而获得自治特权，在城市内部完全按照商人的法律进行自我治理。这样商业城市内部极其繁华，与其他地区的落后穷困相比判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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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商业城市如果说与日后的近代资本主义城镇有何不同，可能在于其内部商业的自由度与今天的资本主义城市相比并不高，按照当时的习惯，城市内部的各个行业的工匠组成各自的行会，这些行会再在行会内部各自竞选议员，组成治理城市的市镇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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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性质是垄断的，比如说面包业，除非行会各成员集体同意，否则不允许出现新的面包作坊和控制作坊的面包师傅，这对外地人极为不利。想入这行的人必须先成为学徒，在行会师傅们家里劳作很长时间，得到大家认可后才能出师自己经营面包坊。所以马克思才会认为，打破行会垄断，自由雇佣工人的雇佣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当时，这确实是革命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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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自治市镇与股份公司的词源往往是一样的，弗吉尼亚殖民地与东印度公司是老虎与猫咪的亲缘关系。一个自治市镇，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垄断某某地区统治与开发权的股份公司，他们都会收到领主颁发的特许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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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状可能是欧洲的独有产物，一份特许状即意味着你对某某行业或者某某土地有垄断特权，只允许你去开发与经营，同时也意味着你将在这上面享有高度自治，国王/领主不会随意过问干涉，否则就是违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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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自治是中世纪这种法权体系注重个人的各种特权的后果之一，因为权利或者说特权的性质决定了除非权利本身涉及了其他人，否则在正当的边界内部必须是独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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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自治、地方自治的需要，孕育出了立宪政治。在中世纪早期的习惯法里，没有除了领主事务以外的公共事务，国家大事是领主的事情，与民众无关，因此人君要自食其邑，除了少数特例以外，没有收税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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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出现了影响到所有人并且不是传统上由领主自己负责的公共事务，才因为凑钱的需要，出现中世纪的立宪政治三级会议体系。同时，这也伴随着国王权力的扩张，国王的法律逐渐取代地方上贵族的法律，作为交换，贵族们组成专门的议会来监督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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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之所以说中世纪封建主义的主体是贵族，资本主义的主体是市民，一大依据是中世纪商人的财产远没有贵族的特权受到的保障多，现代资本主义的模板国家英国在中世纪期间其国王多次赖账不还，导致北意大利城邦的多家银行破产，当地发生非常猛烈的金融危机，但是英王也没有受到多么严重的直接影响。然而如果他敢以对外国商人的态度对待本国贵族，那么就要准备迎接内战，英国的内战除了王位继承战，剩下的就是贵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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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资本主义的法律虚拟是”没有不受主权国家控制的土地”，它大大简化了中世纪复杂的统治关系，同时日渐开放市场（严格来说，这是十八世纪亚当·斯密以后才出现的事情），并且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将各种特权普遍化成人人都能享有的权利，市民阶级取代贵族阶级成为议会政治的主流，这些可能是进步，也可能是倒退，然而，确乎是你我今日所见到的现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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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格局眼界的限制，国内学界往往热衷于引进西方负典，对真正宝贵的盎格鲁-撒克逊，或者说日耳曼-两希正典往往买椟还珠，视而不见。一个在十九世纪无足轻重的巴黎三流女作家始终能为国内无产阶级学院体系骗取学术经费，流水线生产学术垃圾提供不菲的贡献，然而一大群影响世界深远的经院哲学家却迟迟看不见被转译成中文的讯息。主干尚且如此，遑论正典的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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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像安·兰德一类外围人物的中国粉丝们来说，如果你不懂英文，限于中文资料的相对稀缺——或者说绝对稀缺，很多时候两者没什么差别——那么你很难摆脱一种懵懵懂懂，对偶像无限热爱，却长期一知半解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