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摘录

密之

于是，冷眼旁观一切的斯宾格勒抱持如下信念写下他的著作：每一个文明都必将经历生老病死轮回，而他作为相术师，截取历史的只言片语，直观每一代人的精神与气质，高贵亦或卑贱，慷慨亦或猥琐，以已然消亡的文明的命运为鉴，判断而今的文明已走到何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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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启蒙之光黯然褪色，一代人的脊梁骨被彻底粉碎，文明与理性带来的荣耀被总体战反复凌辱。不幸的是，这并非灾厄的结束，二十年后他们将再度重复这一梦魇，哪怕大半个世纪过去回忆往事也会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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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霍亨索伦王室的宣传和控制技术远不如日后的希特勒，但在民众中激发的狂热纳粹帝国却永远不能望其项背；法兰西以应付1871年普法战争绅士决斗的方式迎接1914年鲁登道夫总体战，一如日后他将以1914年的堑壕战应对1939年的闪电战；在佛兰德斯平原上埋葬着伊顿公学诺曼贵族的血脉，妖冶的罂粟花在寒风中摇荡；哈耶克晚年感慨自己在学术上能出头，不过是因为维也纳同时代的英杰在战场上都死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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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叶一切非理性主义学说的兴起，都是在力图摆脱末人与历史终结的阴暗图景。但在一战之前，整个欧洲流行着一种浅薄欢快的氛围，诚然，此时整个世界都是欧洲的殖民地，也从来没有哪个文明达到如此高度，将现代性卵翼众生，欧洲人有理由在上帝死后，为人类的理性与辉煌的成就而自傲，就像刚高考完的年轻人，以为日后前程也将一帆风顺，并将这份过于奢侈的乐观带入新的战争中来。人们像欢迎圣诞节一样欢迎战争的到来，为平凡无聊的闲暇时光增添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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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德的谱系可以从尼采追索到托克维尔、贡斯当、柏克、休谟，乃至光荣革命诸君子，其实是中世纪史诗社会在近代散文社会中的一个少有人注意的尾音。艾略特与切斯特顿是这个道德谱系的历史中间物，如果用历史观相学进行牵强类比的话，那么托克维尔、贡斯当与孟子同享一个时代，而艾略特、斯宾格勒则是伏生一类人物，前者观察到贵族的没落，并意识到社会即将扁平化与原子化，后者亲身经历社会的解体，努力参与到共同体的重建中却以失败告终，一战对欧洲文明的动摇无异于秦汉之变，我们将看到末人抬头，如蛆虫蛀蚀着脚下的文明，最后与文明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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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的腐败指代的是古希腊与古罗马语境中，政客罔顾公共和长远的利益，以自私和短期的恩惠收买选票；跟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腐败相比，行贿者和受贿者恰好交换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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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终结论，则反其道而行，他们像柏拉图一样认为历史不断在下行，一直腐败堕落到无可堕落，历史终结了，是因为历史的意义仿佛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手中的蜡烛，燃烧殆尽，善与恶被一同抹消，仿佛泰晤士河畔的桨声灯影，影影绰绰，干净地早已不见一丝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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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终结了，历史不再有其意义，因为善与恶已然两明，好坏各得其所，时间如果再流动不过取其物理上的意义，在神性的谱系里它已经了结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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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终结在基督教语境里有其特殊意义，这意味着耶稣基督再一次并且是最后一次来到人间，为人类做出公正的审判，良善的人统统复活，随天使被接引至神圣天堂，邪恶的人则自有其报应，在地狱还是在炼狱则看罪孽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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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没落之说并非没有前声，尼采早在斯宾格勒之前半个世纪就预感到这一切，你如果只将尼采当作一个疯癫的诗人来认知，简单地将超人图解为时下三流小说中的庸俗小资产阶级形象，就会看不见诗化哲学背后，他作为冷酷哲人的那一面：洞察人心，明晰万物，早在西方文明如日中天之际，就意识到哲人/超人迟早将被大众放逐，庸众在广场群蝇的孳生里自甘为末人，乞求科层制官僚国家施舍的微末嗟来之食，在无尽的永劫轮回中化作历史的劫灰，等待时间的终结。曾经肆虐在亚细亚的时间之外的往事，今日也轮到美丽的欧罗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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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的预言陆续实现。如同《西方的没落》一书的结尾处所写的判决结果一样：“愿意的人，命运领着他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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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后，纳粹德国战败。几十年后，英国自豪地宣称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末人世界在抛弃了反抗国家机器的勇气之后，又将抛弃勤奋。同时，印度和阿拉伯的那些早已经沦为碎屑的费拉居民大规模涌入巴黎、伦敦，并不具政治德性的移民却享有与之不相称的公民权，而西方当地居民面对移民潮，或漠然视之，或欣喜地以种族平等为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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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在其56岁生日前3周的一天凌晨，斯宾格勒因心脏病去世。家人将其埋葬，没有葬礼、没有任何形式的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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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对未来并无奢求，对自身的利益也并不关心，在目睹了如此之多的兴衰荣辱和最终的悲观结局之后，原子化个人的力量简直显得微不足道。1936年，希特勒高立台上，群众山呼海啸，一个空前庞大的军事帝国如旭日般高昂升起，更加先进的武器，更加坚固的营垒，预示着更加大规模的战争即将到来。这一年，斯宾格勒在写给他朋友的信中，发布了他最后一条预言：第三帝国将在十年内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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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隐隐约约看到，西方文明的结局将会像吴哥窟或东方一切吏治国家的费拉居民一样，逐渐破碎成无意义的碎屑。而且并不仅仅是毁于残酷战场，更有可能毁于温柔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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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同时，他身后的欧洲战场上，正上演着史无前例的全能国家机器之间的大规模总体战，千万人被传送带似的送上战场，在最新科技造就的各类杀人机器之间灰飞烟灭。全能国家在战争中建立起从上到下的需求供给制度，秋天的肃杀一面在此显得尤为可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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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正是出生在这样的时代中，人类中的精英仍然拥有盛夏时节残余的历史观察能力，然而其身份和地位却与前面时代的精英截然不同。一战期间，斯宾格勒作为这一类原子化个体之一，没能应招入伍，在平民窟的地下室中，点着蜡烛完成了《西方的没落》的上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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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无意识状态的中古阿拉伯假结晶文明对熔岩民族的碾压相似，但有意识的碾压破坏力更大。原本有机的社会组织被碾碎成原子化的个人，原子化的个人则直接面对空旷的宇宙，而宇宙的本体在冰冷的理工科技解构之下早就陆续丧失了阿波罗式的热情、上帝的慈爱以及耶稣的怜悯，以其冷漠、浩淼与孤寂直接展示给人类个体，后现代的破碎和扭曲从两个方面开始了其发展进程。一批极度悲观的艺术作品如同临死前的绝望呐喊被创作出来，此后另一批极度扭曲的艺术作品则直观展示着原子化个人的孤独与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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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恶性竞争中，浮士德型文明所具有的理性计算与精密设计配合起来，一切以利益最大化为转移，后果就是，奸商游士横行霸道，在利益促使下，国家机器开始对内碾压一切自发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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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则是，从人本主义跨出了向个人主义发展的致命一步，机械化的生活之下，社会人更多关注个人得失穷通，除此之外不知何为德性与荣辱，也许良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中，依靠个人奋斗能够获得巨大财富，然而就像把灵魂出卖给恶魔的浮士德，即便能够拥有万国荣华，悲剧的命运也会在前方等待，斯宾格勒以之为喻，就称此形态的民族为浮士德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