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摘

南飞

沉迷追剧和小说太久了，看能不能改邪归正，随便读点书，随手摘录一点觉得有意思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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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辞赋
东汉的社会经济、政治氛围不如西汉，进入衰落时期，东汉的赋体风格开始嬗变为谨收慎缩、深邃冷峻、平正典雅的风格。而赋体创作语言也由西汉那种以散句为主、偶句为辅的语言形式，逐渐向以骈偶为主、散句为辅的语言形式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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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西汉辞赋家。《史记·滑稽列传》卷一二六、《汉书》卷六五有传。
东方朔的代表作是《答客难》。是一篇散体赋，设客主问答，深刻地反映了集权专制时代士人难以以道抗势的悲剧。后世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闲》等，都与东方朔的《答客难》一脉相承。
枚皋 是典型的文学弄臣。他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应诏而写，不以讽喻谏说为意旨。其作多为急就而成，缺少锤炼，今多不传。

司马相如。是汉代最著名的辞赋家，《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29篇，今存《司马文园集》仅得《子虚赋》、《上林赋》等6篇。
王褒的《洞箫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赋体专篇写一种乐器的作品。它直接导致了东汉一些以乐器、音乐为题材的作品的产生。《僮约》是王褒另一篇颇有特色的赋体俳谐文，是后世俳谐体俗赋的先声。

扬雄是学者兼赋家的杰出代表，与司马相如并称为“扬马”。《艺文志》载“扬雄赋十二篇”，今存《杨侍郎集》得赋9篇。《汉书》卷五七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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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有赋7篇，今存5篇，以《吊屈原赋》、《*鸟赋》为代表。它是赋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哲理赋，用骚体写成。后世如宋代苏轼的《前赤壁赋》亦当以此为先声

枚乘。为吴王刘濞郎中。吴王图谋叛汉，枚乘写《谏吴王书》劝阻无效，遂投奔梁孝王刘武。《汉书·艺文志》说枚乘有赋9篇，今传《七发》、《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以《七发》为代表。
《七发》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模仿者众，在赋中形成了一种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七体”。其特点是通过虚设的主客反复问答，按“始邪末正”的顺序铺陈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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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辞赋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序》）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
以赋名篇，始于荀子，汉代兴盛。《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搞文，体物写志也。”
赋在形式上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汉赋分为骚体赋、散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三类。汉赋按时间先后分三个时期。汉初骚体赋时期、西汉中后期散体赋（汉大赋）全盛时期、东汉抒情小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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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
王充、王符及仲长统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刘熙载《艺概》卷一说：“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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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书信体散文及赋家
西汉散文以政论文为主，成就也最高，而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独具一格。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谏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
赋家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与《谏猎疏》等数篇也是佳作。
赋家扬雄摹拟《周易》而作的《太玄》，因其内容艰深，读者不能解意，他又作《解难》一文以解之。他摹拟《论语》而作《法言》，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而作《解嘲》，其散文与他的辞赋一样擅长摹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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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向。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的玄孙。西汉后期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散文家，一生有著作多种。《汉书》卷三六有传。
刘向的政论散文《谏营昌陵疏》反对成帝大营昌陵，历述古代帝王薄葬之益、厚葬之害的历史事实。
刘向还著有《说苑》、《新序》、《列女传》三本历史故事集，其中许多篇目富有小说意味。这三本故事集上承《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之体，下开六朝《世说新语》类小说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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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西汉大儒。平生讲学著述，推尊儒术，抑黜百家，开以后2000多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著有《春秋繁露》等书。《史记》卷一二一、《汉书》卷五六有传。
刘熙载说：“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唯董仲舒一路无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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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由淮南王刘安群臣或门客集体编成。内篇论道，有21篇，10余万字，今存；外篇杂说，有33篇，今已失传。书名原为《鸿烈》，又名《鸿烈解》。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家”。《淮南子》虽然兼采各家，思想非常庞杂，实际上仍是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可视为汉初黄老思想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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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汉初的代表作家。他的政论散文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过秦论》是贾谊专题政论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后。

晁错。《论贵粟疏》是晁错于大约汉文帝十一年（前169）上给文帝的一封奏疏。文风朴素无华，但质实恳切，故多被后人所称道。

鲁迅先生评贾谊、晁错二人异同非常精到，特录如下：“晁贾性行，其初盖颇同……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司马迁亦云：‘贾生晁错明申商。’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汉文学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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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是秦代唯一可称为作家的人物。鲁迅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汉文学史纲要》）《谏逐客书》是秦相李斯的代表作，是李斯于秦王十年（前237）任客卿时写给秦王（统一六国后称始皇）的一篇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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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辑百家九流之说而编写的一部杂家著作，成书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吕氏春秋》有严密的体系，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由于出自多人之手，文章风格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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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文学
秦代由于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加之统治时问短暂，流传下来的作品屈指可数，形成了“秦世不文”的局面。
汉代则是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封建王朝之一，国势强大。文学至汉代始大放异彩，于散文、赋、诗歌方面均取得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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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九歌》是袭用这一古乐曲名而根据楚地民间神话，是巫祭文化的产物。《九歌》的“九”非实指，乃表多数，所谓“九歌”即指由多篇乐章组成的歌。是一组祭神的乐歌，共11篇，分别为《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国殇》、《礼魂》。

《九章》是一组抒情诗，依次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朱熹《楚辞集注》说：“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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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首自觉创作、带有自传性质的最长的抒情诗。全诗370多句，近2500字。
“离骚”二字，历来有不同解释。班固《离骚赞序》：“离，犹遭也；骚，忧也，谓已遭忧作辞也。”（按，离同罹。）这个解释比较切合该诗的内容。近世学者有推论《离骚》本为楚国古乐曲名。

美人和香草意象系列是屈原的首创，，司马迁评云：“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离骚》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创造了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后人称之为“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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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与楚王同姓（芈姓）的贵族。屈原的先人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封于屈地，因以为氏。
屈原先后有两次去郢都飘荡在外的经历，一次是在汉北，当楚怀王疏远之时，另一次是在江南，乃被楚顷襄王放逐之地。
王逸把刘向编的《楚辞》作了注，叫《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编集屈原作品的本子。收入《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橘颂》、《远游》、《卜居》、《渔父》共25篇。可以肯定的是，《大招》、《渔父》皆非屈原所作。《远游》有浓重的求仙色彩，作者问题争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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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与楚辞
屈原开创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影响深远。
楚辞作为一种诗体，又称为“骚体”，因以屈原的《离骚》最具代表性。楚辞在汉代又称作“赋”
《诗经》中的《汉广》（周南）、《江有汜》（召南）等都产生于楚国，还有一首著名的《越人歌》。根据西汉刘向《说苑·善说》庄辛口述，《越人歌》是一位懂得楚语的越人给子皙翻译成楚语的越歌，可谓是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首译诗。

楚辞受到民间巫风的影响。楚国盛行巫风，“信巫鬼，重淫祀”，使得楚文化深深印上了“巫迹”。如《楚辞》中的《九歌》
春秋时期，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仍极发达。《楚辞》不必全能歌唱，但其中许多篇章中存在有属乐曲组成部分的“乱”、“倡”和“少歌”，这说明《楚辞》与楚地音乐关系十分亲近。
楚辞还受到楚国民间巫风的影响。战国时代的楚国盛行巫风，“信巫鬼，重淫祀”，这使得楚文化和楚辞作品深深印上了“巫迹”。《楚辞》中的《九歌》，就是根据楚国各地民间祭神的歌曲加工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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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韩非子》
韩非（约前280—前233），韩国公子（庶出）。
韩非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共55篇。韩非的思想渊源不一而自成体系，他的政治学说基本上是前期法家“法”、“术”、“势”思想的结合
韩非虽口吃而善著书。其文章风格峻刻峭拔，笔锋犀利，“如老吏断狱，咄咄逼人”。
《韩非子》寓言故事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共300多则。韩非使寓言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首创了独立的“寓言群”。《储说》六篇便是包括204则故事的寓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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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针对孟子提出了著名的“性恶论”，宣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特别强调后天的学习，还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道观，并主张人定胜天。
李斯、韩非都出自他的门下，荀子思想也是法家思想的源头之一。
《荀子》中还有一组称为《赋篇》的文章，荀子是以“赋”名篇的第一人，因而历来被认为是赋体的创始者（水天生、孙安邦《荀子译注·代序》，张觉撰《荀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